钱志敏比特币案：
真正的制度性分水岭仍在前方

（本文首发于财新网 25/02/2026 专栏文章）

除夕与正月初一的英伦法庭

2026年2月16日与17日——恰逢中国春节——钱志敏比特币案的民事追缴（civil recovery）程序继续推进。英国高等法院（High Court）在曼彻斯特的法庭持续两天的庭审中，约有8至10位御用大律师（King’s Counsel）及多组律师团队出庭陈述。

这两天的庭审，并非简单的程序性延续，而是标志着POCA（英国《2002年犯罪所得法》）框架下该案结构出现实质性转折。

一、新变量：公司诉讼接管人入局

此次庭审的第一项议题，是针对蓝天格锐公司提出的“诉讼接管人”（litigation receiver）任命申请。

法律基础与性质

该申请依据英国《高级法院法》（Senior Courts Act）第37条提出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诉讼接管人并非破产清盘程序中的清盘人（liquidator），而是一种为特定诉讼目的而设立的司法安排，其作用在于为解决公司“管理僵局”或“职能失效”问题，经法院任命，代表公司参与相关诉讼。

特纳法官在庭上明确指出，蓝天格锐公司“是实施庞氏骗局的工具”（the vehicle deployed for the carrying out of a Ponzi scheme），涉及对大量中国投资者的欺诈行为。在此背景下，该公司是否有资格依据POCA第281条提出权利主张，理论上存在重大障碍。蓝天格锐公司本身并非受害人，而是犯罪结构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法官也表示，本次决定并非实体裁判，也不是“mini-trial”。若在现阶段就断然拒绝任命接管人的申请，等于在尚未充分听取法律论证前，将公司排除在程序之外。最终，特纳法官极为审慎克制地行使酌情权（“by a fine margin”），批准了蓝天格锐公司诉讼接管人的任命。

接管人的潜在作用

根据POCA第281条，第三方若主张对被扣押追缴资产享有“物权性质权益”（proprietary interest），可以向法院提出权利主张。

接管人的任命，使蓝天格锐公司在程序上具备评估并可能提出POCA s.281项下权利请求的可能。但是否具备实体权利基础，将取决于2026年7月对“适用法律”问题的开庭审理结果。

若适用中国法，非法集资诈骗合同无效，相关“交易”可撤销，公司对受害人债权人有财产返还义务，而资金进入公司形成公司财产，公司处于破产清盘状态，则资产将纳入破产财产。如是，资产分配将依据破产清盘程序进行，由债权人（即受害者）共同享有，而非通过个人财产权主张分割。换言之：若个人无法依据中国法确立财产物权权益，公司（通过接管人）可尝试集中索赔，将争议转化为破产清盘分配模式，取代众多个人证明财产物权权益的局面，形成单一公司索赔人对资产池提出整体权利主张的格局。

若适用英国法，蓝天格锐公司作为犯罪工具的身份，则可能成为难以逾越的理论障碍。

法官同时明确设定边界：若被任命的接管人在获取法律咨询后决定不在截止日期前提出POCA s 281申请，或未能获得申请人地位，则接管安排将立即解除。

公司诉讼接管人的出现，使原本以英国检方（DPP--英国皇家检察署署长）与281权利申请人为核心的对抗结构，正式开始出现新的第三变量。但这一变量是否能够真正转化为实体权利，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，亦高度依赖7月就适用法律问题的裁决结果。

二、代表机制重组：程序路径之间的竞争

两天庭审的第二核心议题，是如何管理数量庞大的s281权利申请人。

目前已有上万名申请人委托律师提交权利主张，预计仍可能新增。法院必须决定，如何由一家律师团队统一代表所有申请人，就关键的适用法律问题在7月的庭审中进行陈述和辩论。

庭上逐渐呈现出不同的程序思路：一种是强调集中代表、统一口径，以提高效率并控制成本；另一种则强调申请人的选择权，主张保留多元代理结构；英国检方（DPP）则主张现阶段应仅聚焦7月庭审的适用法律问题，不宜过早形成复杂的类集团诉讼结构（group litigation）。

法院的管理型司法风格

特纳法官多次强调英国《民事诉讼规则》的首要目标——以公正且适当的成本处理案件（deal with cases justly and at proportionate cost）。

在多组律师反复陈述、观点交织的情况下，法官明确表达对程序失控风险的担忧。其关注点并非支持某一方，而是控制律师数量，限定发言范围，管理共同费用，避免程序拖延。

最终，法院决定由斐石律师事务所（Fieldfisher）的律师团队就7月庭审的适用法律问题作统一陈述和辩论，但仅限于该议题；其他律师不得就该问题单独出庭发言，但可在内部协作并为其代理的客户提供咨询意见。

这一安排并非对其他律所代理权利及立场的否定，而是对程序可管理性的现实考量。

三、关键截止日期：5月22日与6月18日

英庭上明确了两个关键时间节点：

　•2026年5月22日：POCA s 281申请人须完成登记（foot in the door）；

　•2026年6月18日：补齐必要财务信息。

庭审中，有律师将上述关键时间节点形容为“guillotine deadline”，而6月18日偏巧又是“Waterloo date”（滑铁卢之战纪念日）。这些称谓本身，折射出程序节奏的紧迫。

法院明确表示，不应无限期开放281权利申请的时间窗口。未能在截止期限前进入程序的申请人，未来可能失去参与资格。

对中国受害人而言，这意味着英国的司法程序已经进入明确节奏阶段，而非可以无限期等待观望。毕竟，从英国检方2024年10月22日在其网站上发布“致蓝天格锐诈骗案受害人的通知”（Notice to Victims of the Lantian Gerui Fraud），明确POCA s.281权利主张路径至目前拟定的截止时点，已有19—20个月的时间窗口。

四、适用法律：7月的关键庭审

将于今年7月进行的关于适用法律这一关键问题的庭审，并非抽象的法理讨论，而是将决定本案资产分配结构的根本方向。

281权利主张的核心门槛

根据英国POCA第281条，法院必须裁定权利主张申请人是否对公权力可追缴的财产享有“物权性质权益”（proprietary interest in the recoverable property）。债权人身份本身不足以构成第281条的权利基础。

因此，问题在于：受害人是否对相关比特币资产享有物权性质权益，而这一判断必须基于适用法律。

若适用英国法

281权利申请人的法律处境将显著改善。英国衡平法承认追踪与追索原则（tracing and following）。财产可在形态转化后继续追踪（现金→加密货币）；欺诈受害人可通过推定信托（constructive trust）理论主张权益；混合资金规则（mixed funds doctrines）具有一定灵活性。

在此框架下，若证据支持，申请人存在确立物权性质权益的现实路径。若获得法院支持，其权益可能按当前市场价值（含比特币增值部分）确认。

若适用中国法

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。

依据中国民法理论，资金在投资或合同支付后发生所有权（物权）转移，即使是受欺诈诱导。刑事司法实践中，非法集资或诈骗案件的受害人，通常不被认定为原物所有人，而是享有“退赔损失”的债权性请求权。

在该情形下，多数申请人可能仅被认定为债权人。依据POCA第281条，债权人身份本身不足以构成物权性质权益的基础，相关权利主张将面临实质性法律障碍。

英国检方与公司路径的不同逻辑

英国检方（DPP）的目标，是在POCA框架下最大化追缴非法所得并予以充公。若适用中国法，众多个人的281权利申请成功率可能下降，资产更可能整体进入追缴程序。

对于在英国提起蓝天格锐公司清盘的呈请人(Wang Wu)而言，适用中国法则可能具有另一种战略意义。中国法框架下，非法集资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返还关系，本质上属于公司对债权人的清偿义务。而资金进入公司形成公司财产，公司处于破产状态，则资产将纳入破产财产。若众多个人难以确立物权性质权益，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，在破产清盘框架下可能主张集中权益。资产分配逻辑或从众多个人的物权权利主张，转向公司破产财产的债权比例分配。

正是在这一潜在结构转换背景下，特纳法官虽承认蓝天格锐公司作为欺诈工具存在重大理论障碍，仍以“by a fine margin”的审慎克制裁量允许其参与程序，而未在现阶段将其排除。

五、结构性观察：跨境制度交汇

春节两天英国高院庭审所呈现的，已不仅是“受害人vs英国检方”的简单对立，而是一个多方结构，包括：英国检方、s 281权利申请人、通过诉讼接管人任命而作为主体被“激活”的蓝天格锐公司，以及潜在的破产清盘路径与民事追缴程序的交织。

与此同时，英国内政部（Home Office）提及的中英“外交层面解决路径”，仅被视为一种“可能性”（possibility），而非既定安排。

此外，成本问题在两天的庭审中亦反复浮现。英国Post Office Horizon案件的经验和教训，使法院对法律费用侵蚀资产保持高度警惕。

本案已成为财产法理论、冲突法、破产法与公法追缴没收制度的交汇点。这也是其程序结构高度复杂、争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。

结语：

中国除夕与正月初一的两天英国庭审，是程序路径之间的激烈较量。

将在7月进行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庭审结果，则可能成为决定受害人法律地位与救济结构的关键时刻。

在跨境资产追缴这一高度复杂的制度场景中，法院强调程序秩序、成本适当性与司法可管理性，并未提供情绪化答案，而是在法律框架内谨慎前行。

真正的制度性分水岭，仍在前方。

独立观察者说明

本文系作者基于对2026年2月16日、17日英国高等法院公开举行之案件审理的旁听与观察，并结合已公开信息所撰写的专业评论。作者并未在本案中代理任何一方当事人，亦未接触或使用任何未公开的案卷材料、法院文件或受保密令限制的信息。

文中所涉分析、评论及对程序性进展的理解，均系作者基于独立观察所作出的专业判断，并不代表任何特定律师事务所、当事人群体、监管或执法机构的立场、策略或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