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黑金出海”：跨境追赃的制度错位与利益再分配

（本文首发于财新网 07/04/2026 专栏文章）

距今约1.5亿年的恐龙化石，在伦敦拍卖行落槌成交；

85套伦敦房产，价值8000多万英镑， 通过十余家空壳公司集中持有；

6万余枚比特币，市值人民币数百亿， 在英国执法机关查获后进入高等法院民事追缴程序；

而在大西洋彼岸，美国司法部则宣布查扣与柬埔寨电诈集团有关的十余万枚比特币，案值人民币上千亿，创下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资产追缴纪录。

这些看似分散的资产，背后却指向同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：源自中国的经济犯罪收益，经跨境转移、分层洗白与资产形态重组，最终沉淀于英国、美国及其他法治成熟市场。受害人绝大多数在中国，往往分散且弱势；而一旦资产在境外完成“合法化”包装，案件的重心便不再是上游犯罪本身，而转向境外司法体系如何处置这些财富。

过去两年间，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案件相继浮出水面，且金额一个比一个惊人。

天津蓝天格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，非法集资规模高达约430亿元人民币， 其实际控制人钱志敏在英国被查扣的比特币超过6万枚，按当前市值计已达数百亿元，并牵涉近13万名中国受害者。主犯因洗钱定罪于2025年11月领刑， 百亿级别的冻结资产正处于英国史上最大规模、最复杂的民事追缴程序中。

苏江波案，英国皇家检控署（CPS） 在2026年3月依不明财产调查令（Unexplained Wealth Order， UWO）和临时冻结令（Interim Freezing Order， IFO），将其在伦敦的85套房产，价值超过8100万英镑（约合人民币7.38亿元）查封冻结；其上游涉案罪名是面向中国境内赌客运营的跨境网络赌博。

苏炳海案，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（National Crime Agency， NCA） 于2025年11月与其达成和解，没收其在伦敦的9套房产、恐龙化石及艺术品资产，总值超过2000万英镑；该案上游背景牵连新加坡“30亿新元（折合人民币160余亿元）洗钱案”与中国跨境网赌、诈骗资金链。

宋世杰案，英国NCA于2025年9月发布的公告显示，其在伦敦的豪宅、六套公寓及银行账户合计被没收约1670万英镑；与此同时，他亦牵涉美国与加密货币相关的“杀猪盘”案件， 金额约1000万美元， 被英美两地民事追缴没收程序所围堵。宋世杰已向英国和美国交出了近2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没收和解金。

田文军案，英国NCA于2024年末没收其夫妇在英国的约1200万英镑资产（约合人民币1.1亿元）；而中国警方披露的上游骗贷案规模则高达2674.7亿元人民币，其中约110亿元进入田氏夫妇口袋。

“和合系”林强案亦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这一模式。P2P千亿庞氏骗局非法集资系列案件未兑付资金规模达300余亿元人民币， 在风险全面暴露之前，林强已着手转移资产、安排资金出境，并获取外籍身份与海外居留路径。2025年，其被从印尼遣返回国受审。这一案例亦表明，跨境资产与身份安排，往往并非事后应对，而是经济犯罪全球化背景下的“前端配置”。

再往外延，柬埔寨太子集团陈志案进一步揭示了跨境执法的协同趋势。2025年10月，美国司法部在纽约起诉陈志，并启动针对十余万枚比特币的没收程序， 彼时估值约150亿美元（折合1000余亿人民币）。与美国起诉书一同发布的是英美两国的联合制裁名单， 将太子集团定性为跨国犯罪组织， 对相关个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实体实施制裁。陈志的妻子、情妇和子女曾定居伦敦， 2025年3月， 英国警方因洗钱调查突袭了马恩岛的太子集团公司。当天晚些时候， 陈志飞离伦敦。英国执法机构冻结了陈志团伙位于伦敦北部价值1200万英镑的豪宅， 以及旗下公司的多处投资房产， 包括价值约1亿英镑的办公楼， 以及位于伦敦南部的17套公寓。随后， 韩国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也都发布了相关制裁名单， 查封冻结了巨额资产。多法域协同行动， 传递出清晰信号：当跨境犯罪高度国际化时，真正有效的追赃，绝不会局限于单一国家的孤立行动，而是依赖英美、欧亚等法域之间的协同机制。

将这些案件放在一起观察，可以看到一个日益清晰的结构。

上游， 是本土化、大规模、受害人众多的经济犯罪——非法集资、金融骗贷、场外配资、市场操纵、跨境赌博、电信诈骗等，其财富来源和受害人群体高度集中于中国。

中游， 则是高度国际化、工程化的洗钱体系：通过公司结构、多重国籍与身份安排、家族成员代持、加密货币通道以及跨法域跳转，使得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被不断重组与“去来源化” ——现代黑金出海的“基础设施”已然成型。

下游，资金不再只是被转移、被藏匿，而是被重塑为受法律保护的财产形式——房产、金融资产、加密货币、奢侈品、艺术品、贵金属，乃至恐龙化石这样的另类高价值资产。犯罪所得嵌入全球金融与资产体系，主动寻找监管洼地、司法缝隙和制度套利空间。黑金一旦完成这种形态转换，犯罪的经济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。

不论是直接沾着受害人血泪的资金，还是从金融机构间接掠夺走的储户资金， 都被洗成了能够安家、置业、留学、传承、消费乃至炫耀的“正当财富”。此外， 不容忽视的是， 在部分案件中，资金来源结构复杂，可能涉及多层利益输送与代持安排，这也进一步增加了跨境追赃的识别与证明难度。

为防范中国政府的打击， 很多犯罪分子都将美国和英国作为首选目的地。但由于近年美国签证相对困难， 英国被视为比较理想的终点。通过买一本英联邦国家的岛国护照（如圣基茨和尼维斯）， 就可以免签进入英国。当犯罪分子全球化分散风险时， 需要把巨额黑金资产往不同的篮子里放， 他们发现， 英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用的“篮子”。

英国，之所以在这些案件中反复出现，并非偶然。其“制度吸引力”毋庸赘述：无外汇管制，金融体系开放，法律秩序稳定，财产权利保护成熟，资产持有与交易工具丰富；同时，中英之间没有引渡条约，并以较高的人权保护标准著称， 使得刑事追责与引渡成本显著提高。

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，英国不只是“藏钱”的地方，也是“过日子”的地方。宜居环境、成熟社会保障体系、全球顶尖教育资源、国际化社交圈层和可代际传承的资产配置工具， 使其成为许多经济犯罪分子理想的最终落脚点。对他们而言，英国并非临时避风港，而是可以“带着财富重新开始人生”的地方。

类似的“资产落地—身份重构—再嵌入”路径，在部分外逃人员身上正呈现出更加制度化的特征。财新披露的田春明、郭宝珍夫妇案(https://wenews.caixin.com/2025-11-10/102381244.html)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侧面。公开信息显示，田春明因骗贷被通缉， 外逃十余年， 其妻郭宝珍在英国注册房地产公司并作为唯一董事和实控人，其国籍登记为“塞浦路斯”，居住地为英国。从公司信息与资产结构来看，该实体更接近项目载体，而非实质经营主体；其配偶田春明已更名为“Brook Sun”，并取得瓦努阿图国籍，曾申请在英国居留并进入英国移民与庇护法庭审理程序。

这些都预示着“黑金出海”之后的下一阶段演化：资金的跨境转移，并非终点，而是与身份重构、公司结构搭建及所在地法律体系嵌入同步推进的过程。即便未必进入英国POCA项下的追缴程序，相关主体仍会在英国公司法、移民法及监管体系中留下清晰轨迹。换言之，英国在这一体系中，不仅是资产沉淀地，也逐渐成为身份、法律关系与商业叙事的重构平台。纵然尚未触发刑事或民事追缴程序，相关主体也已进入英国法律与监管体系的“可见范围”。

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一个更具张力的现实逐渐显现出来：这些案件中，数以亿计的黑金资产往往能够被迅速查获甚至没收，但“人”却很少被绳之以法。苏江波未被刑事指控；宋世杰与田文军通过民事和解方式结案；苏炳海交出资产后仍保持自由身；部分涉案人员甚至通过交出资产换取撤销国际通缉。

这种“资产被锁定，而人仍在体系之外”的结构，并非简单的执法懈怠，而是刑事司法边界的体现。上游犯罪发生在境外，英国缺乏直接刑事管辖权；无双边条约下的引渡受制于人权审查与程序抗辩；跨境取证成本高昂；刑事定罪标准极高。在这样的约束下，“抓人定罪”成为一件成本极高且不确定的事情。

与此相对，英国《2002年犯罪所得法》（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， POCA）提供了一条更具确定性的民事路径。该制度的核心并不在于给某人定罪，而是以剥夺犯罪收益的方式破坏犯罪的经济动机——无人可以从犯罪中获益。在这一框架下，执法机关针对的是“资产本身”，而非“行为人”。只要资产来源无法合理解释，即可在民事标准下被追缴。不同于刑事案件要求的“排除合理怀疑”（beyond reasonable doubt）的高定罪标准， 民事证据盖然性标准（balance of probability）门槛较低， 且可以设置举证责任倒置（除非你证明这是合法财产， 否则不明来源的财产可以推定为非法所得）。这种对物诉讼（in rem）机制，使英国能够在不以刑事定罪为前提的情况下，追缴没收非法所得， 有效剥夺犯罪收益。

这种制度在跨境犯罪语境中具有显著效率优势， 但也自然导向一个结果：系统优先处理的是“钱”，而不是“人”。

在实践中，“以资产换平安”的结果并不罕见。不仅是被通缉的中国犯罪嫌疑人，以资产换自由， 在一些高净值个案中，巨额和解金与刑事责任之间形成复杂互动关系。例如， 前F1掌门人Bernie Ecclestone在2023年英国税务欺诈案中支付高达6亿多英镑巨额和解金后以缓刑避免入狱。在德国相关案件中， 他支付了当时创纪录的和解金1亿美元， “买”断了审判， 德国法官和检察官认为“公共利益”已得到满足，终止了审理；与此同时，涉案德国银行家Gerhard Gribkowsky却被判处8年多长期监禁， 他显然没有F1掌门人Bernie的财力和博弈资本。这种对比， 并非简单的不公，而是不同法域中“财产处置”与“刑事责任”关系差异的体现。但对公众而言，它无疑强化了一种直观感受：在某些制度环境下，利用司法制度中的“经济和解”机制， 可以“破财免灾”“逍遥法外”， 黑金资产处置本身，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。

如果说POCA有效实现了“剥夺犯罪收益”，那么它并未自动解决另一个问题：这些资产应当归属于谁。该制度并不以受害人补偿为优先目标。在钱志敏案中，受害人必须通过POCA第281条证明其对涉案资产享有可执行的财产权利，而不仅仅是债权人（受害人）身份，并需通过复杂的追踪规则证明资金流转路径。对跨境受害人而言，这一门槛极高。现实中，大量受害人无法进入程序，小额投资人几乎被排除在外，维权呈现明显的“精英化”特征。

制度可以精准识别“问题资产”，却难以有效识别“真实受害人”。

当视角进一步抽象，可以看到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错位。

英国的目标在于打击洗钱、提高执法效率， 维护金融秩序并实现公共利益（包括通过资产追缴形成财政收益与执法激励）。

中国更倾向通过政府间协商合作、条约机制或外交路径推动资产返还， 对参与外国司法程序相对保守。

而受害人则分散、弱势，缺乏有效组织、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跨境维权能力。

三方逻辑各自合理，但彼此之间并不对齐，也缺乏一个能够兼容三方目标的制度交汇点。

由此，一个不那么舒适但必须正视的现实场景浮现出来：跨境追赃，“正义的回归”似乎遥遥无期， 而可能演变为一场在合法程序下完成的财富再分配。犯罪人未必被惩罚，受害人未必获得补偿，而资产却可能被另一国家体系有效吸收。这并非某一制度的失败，而是不同制度目标之间错位的结果。

真正的出路，不在于对单一制度的批评，不在于情绪或指责，而在于制度之间的对接与重构。

个体层面，受害人、律师、诉讼融资方等参与者的博弈，本身就是规则演进的一部分和推动力，而不只是制度的“副产品”。

司法层面，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及《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》提供了合作框架，但在现实中，掌控资产与程序的一方往往拥有更大的主动权；而在英国法治框架下，政府与司法之间的边界清晰，传统以行政或政治路径推动问题解决的方式，在此类案件中往往面临现实约束。

更为关键的，是制度层面的建设。我们已经看到， 打击跨境犯罪，“猫鼠游戏”不断升级， 不能用单一国家的制度解决。需要包括跨境受害人补偿机制、透明的资产共享安排规则以及稳定的执法协同机制， 这些都是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。

在“出海”成为时代关键词的今天，企业、资本与人才不断走向世界。但与此同时，另一种出海——黑金的出海——也在悄然重塑跨境法治的边界。

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， 经济腾飞， 财富积累， 经济犯罪也相伴肆意滋生， 近年更是呈现跨境犯罪、洗钱规模化、工业化的特点， 并且有科技加持以及加密货币这种新型工具助力。犯罪分子的版图呈全球扩张形势， 并通过大量、高度的公司化伪装运作进行洗白， 并逐步与本地利益深层嵌合。

问题已不只是这些黑金流向何处，而是：当它们在另一套制度中被重新定义为“合法财富”之后，我们是否仍然有能力，使其回归其本应归属之处。